我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出身,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,首先接触的就是古典．我初次接触的古典是中国有名的“经学”．在别的地方我不提这两个字,但在我们历史系的同学这里,我要提一提,而且今后还要提．中国过去有所谓“五经”: 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．有时也称之为“六经”,就是再加上一个《乐经》,这个《乐经》没有了,大家一般都不再提了；有时又称之谓“九经”,这些名词今天我们学一学也还是有用处的．“九经”指《礼》有三礼,《春秋》有三传；有时叫做“十三经”,就是在九经后面再加四经: 论(《论语》)、孟(《孟子》)、孝(《孝经》)、雅(《尔雅》)．在十三经的古典中,我一共读过十经,可以称得上是“饱学”,而且读得相当熟,只有《易经》不太容易读,《尚书》也比较难上口,所以至今我一直建议,将《易经》、《尚书》翻成白话文,但这件事太难,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好．我读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,《礼》读了二经,就是《周礼》和《礼记》,只有《仪礼》我没有读,三传中我读过了一部《公羊传》,一部《左氏传》,《谷梁传》我没有读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三者我读过了,《尔雅》没有读过．就是说十三经中,只有《仪礼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尔雅》这三经我没有读过．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源,这些经典,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,是很重要的。

经典究竟是什么东西? 有什么用? 我现在举出三家的意见来．第一家的意见,就是章实斋的《文史通义》说: “六经皆史”,章实斋的这个说法是好的,我是同意的．章实斋这个名字对同学们来讲,应该知道,他很有名．我们历史系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教授周予同先生在“六经皆史”的后面加一个料字,叫它“六经皆史料”．我认为是妥当的,但不加更妥当．“料”与“学”谁能分清? 写的书,印的书,如章太炎的书,到底是“料”还是“学”? 章太炎一辈子搅脑筋,写出书来,要说没有“学”的意味也难说,现在称它为“料”,何年化它为“学”? 也难说,不如率直称“史”,不讲“料”也不说“学”．我是一个逃避麻烦的人,章实斋说“六经皆史”,我就说“六经皆史”,这是推崇的话．第二家的意见是年青的教授刘师培,在北京大学教书,三十多岁就死了,刘师培著有《左庵全集》,是很大的一部书,其中讲经学的这部分,他说所有的社会科学,哲学都在经学中有根基．人家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,他说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亮,就是说他认为我们的经书里样样都有,甚至自然科学,都能在这部经书中找得到,这更是推崇备至．第三种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．周予同先生不否定经典,而且他自成一派,如果他能活到今天,他会把我拖到他的派里面去．其实我并不是他那个派,不过我们两人的意见是相投的,到底经典是什么?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,但要说明,我不是提倡读经,不是复古,绝对不是复古．我认为经典是中国古史上,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．同时也更应该说是世界古史上奴隶制时代出现的一种文化遗产．这与周予同先生的看法不同,予同先生认为经典出现于封建时代,我不赞成,我认为是出现于奴隶制时代．它与世界上的其他经典,是一系列的东西．世界上的其他经典有犹太旧约,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；基督教的新约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；波斯祅教经典,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；印度的吠陀经典,佛教经典,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；阿拉伯的可兰经,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．中国的六经未便独异,它是这一系列的东西,是奴隶制时代的东西,我的这一看法与周予同先生不同．但予同在世的时候,我曾和他讲笑话说,我著大六经,你著小六经．我的所谓大六经是指: 旧约、新约、波斯祅教经典、印度吠陀经典、阿拉伯可兰经典,再加上中国的六经．合起来是大六经；周予同先生就著他的诗、书、礼、(乐)、易、春秋,合起来的小六经,小六经是大六经中之一种．有人称我和周予同先生为东周西周,东周、西周联合起来著世界六经,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贡献．可惜他死了．我今天仍然坚持这种观点,就是经典要翻译成现代文．这件事当然不必在座的史学系的同学个个都搞,但总要有几个人搞,总有几个人会把它翻译成现代文．我们不把它译成现代文,而洋人却早把它译成外文,而且译得很早很早,译得很多很多,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的译本都有,十三经的外文,尤其是英文版,来得多,连注解都译进去了,印刷时都是英汉对照,上面是汉语,下面是英语,读起来很方便,例如易经同尚书,我常常读不懂原文,用翻译成英文的来读,反而容易读懂．在座各位一定会想到,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译这类书呢? 他们认为这是世界的文化遗产,并不是中国一国的文化遗产,他们有此气魄．外国人中有不少的人知道一些中国文化,这是一个原因,就是把经典翻译过去了．翻译工作,你们以为是很难,又很了不起的事情,其实非常容易．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等十三经一共多少字? 商务印书馆出的一部书,白文十三经总共只有六十四万字,这个数字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! 我所写的书就不止六十四万字．今后如果外国人再研究,我们至少不要浇冷水,汤志钧到日本讲学,讲戊戌变法,讲康有为的经学,轰动了日本,说是从中国上海来了一个年青的教师,讲经学,这说明他们重视．我们不必附而和之,不必追随,但也不必浇冷水．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。

这个文化遗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? 什么用处我讲不出来．如果说它没有用处吧,可它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遗产,没有这个东西,文化史就不能够成功,就要缺一大块．这就是我在土洋结合的小学里首次接触的经典．那个时候我莫明其妙,直到现在,我才可以发这样一段议论。

其次,我在土洋结合的学校里,除了经典之外,还有“史”与“子”和“集”．“史”读了两本书: 一本是“三字经”中的“史”的部分,另一部是真正的史书,有三十几本,很厚一叠,叫做“了凡纲鉴”,可能同学们没有听到过这本书．作者是明朝人,叫袁了凡,这本书当时我自学完了,正文看,注解也看,它能吸引你看的原因在哪里呢? 书中有很多人的评语；每读完一个故事,后面的批评更很有趣,只要看过故事,读它的批语,很能引人入胜．它的资料来源是《资治通鉴》,并没有其他资料,只是把《资治通鉴》缩短一点。

此外,“子”书中我读了一种,就是《孟子》,《孟子》是放在经典中读的,孟子的文章的确好．“集”中我读了几十篇文章,就是读古文,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读了几十篇．这些东西读了,对我有什么用处呢? 对我写文章有利,这是一个收获．在土洋结合的学校里,我读了经典,现在看来经典不能忽视；历史读了一本“了凡纲鉴”,增加了写文章的能力；“集”中读了几十篇古文,更增加了写文章的能力,“子”读了一部《孟子》,也是得益的．我到十五岁时,离开家乡,到省城读中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