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晗同志的道德、文章，世人广为传颂，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崇高品格却很少为人所知。吴晗、袁震夫妇患难与共、至死不渝的高尚爱情，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优秀榜样，也使老一辈亲友缅怀钦敬不已。

袁震十来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“五四”运动，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，在董必武、陈潭秋、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，接受了先进思想。1922年，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《成立宣言》。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因交不起学费，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，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“危险人物”而解聘。1930年她又考人国立清华大学，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，被迫停学。正在她身患重病又不名一文的时候，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。当时她已27岁，吴晗25岁。吴晗对这个缠绵病榻的姑娘一往情深，非常钦佩，坦率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意。袁震不愿意拖累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，没有接受吴晗的爱情，但吴晗仍然不断来找袁震。真是祸不单行，袁震肺病之外，又加上了骨结核病，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，饮食起居都不能自理。感情稍不坚定的人，对这样一位朝不虑夕的姑娘，早已避之犹恐不及，但是，吴晗对袁震的爱情更深了。这时候，也正是吴晗青云得路的当口，他同时得到了当时学术界两位名人——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，在他毕业的时候，争相要把吴晗罗致门下。胡适再三要吴晗到北京大学任教，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大学教员。像他那样一位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，要找一位富家美女是易如反掌的，但吴晗精诚专一，绝不旁鹜，他到袁鹰的病榻前的次数更多了，立谈的时间更久了。由于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，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，但他毫无倦意，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。袁震要喝水，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，替她捧着水杯，喝了水又谈。他们谈些什么呢？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，时势的分析，学问的研究。由于袁震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，加上她博闻强记，思路开阔，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，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，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，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。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学术问题，吴晗引证了他当时很尊重的“适之先生”的观点，但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了，吴晗也心悦诚服，认为难得。袁震笑着说：“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？”吴晗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那么，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！”对吴晗倾向党、倾向革命、皈依马列主义，袁震起了很大作用，然而，当年的她却是一个失学失业、贫病交迫的姑娘。

吴晗在北京找了一位瘫痪在床的姑娘做未婚妻，急坏了家乡的老娘。母亲立即驰书北京，坚决反对这桩婚事，吴晗婉言奉禀，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。母亲心急如焚，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京，她要亲眼看看使儿子如此眷恋情深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吴晗深知，这种不愉快的见面只会加深双方的痛苦，他只得违心地声称，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，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。母亲只好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。

袁震也是别具慧眼，识英雄于莘莘学子之中。她同吴晗认识之前，中学时代就坚决废弃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，接着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、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，而把自己的纯洁的爱情，献给了尚未成名的吴晗。

后来，吴晗学问日增，声誉益高，他对袁震的爱情也愈笃。1937年“芦沟桥事变”后，吴晗应云南大学的聘请到了昆明，袁震还被固定在病床上，只得留在北京治病。两地书信不绝，安慰鼓励，情词真切，互相增加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勇气。

纯洁的爱情是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吴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一步靠近了党的组织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统战工作，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。袁震也在吴晗执著的爱情的鼓舞下，对生活充满了信心，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。吴晗关山万里把袁震接到昆明。吴晗的母亲这时也到了昆明，她老人家心地善良，她在袁震面前强忍悲痛，好言相慰。但她对儿子如此固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，非常伤心。她痛哭流涕地对吴晗说：“这个姑娘端庄大方、彬彬有礼，是个好姑娘，但她己病成这个样子，又不能生育，你怎么能同她结婚？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，我可以把家乡的房屋、田产全部变卖了替她治病，替你尽心！”

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：“您完全错了！我们相爱，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，我不能没有她，她也不能没有我，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，是1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！”忠贞之士，金石之言，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！

袁震的身体虽有好转，但行走仍要人搀扶，日常生活还不能自理。吴晗当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了，然而，他还是满怀喜悦地照料着袁震，做饭、洗衣、挑柴、担米，都是吴晗亲自动手。他当时既要教书，又要写作，还要从事党交办的工作，奔波劳累，紧张异常，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晚饭后扶着袁震在乡间小道上散步。晚上，他把袁震扶上病床之后，又挥笔著述了。

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，袁震慢慢地可以自己走路了，慢慢地可以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，慢慢地在脸上有了些红润的颜色了。1939年10月，他们在昆明结婚，一双患难情侣，终成眷属。

袁震康复之后，仍然充当吴晗的好帮手。可以说，在吴晗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中，都有着袁震的心血。国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著名历史学家、文学家吴晗的大名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、见解独到的“家庭学术顾问”。

全国解放后，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，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几位领导人一起饮酒，吴晗大醉而归，第二天还不能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。袁震在批评了吴晗饮酒误事之后，心想其他领导同志也应当注意类似问题，于是，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信，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同志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。聂总看了信很高兴，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！这是袁震同吴晗结婚后唯一的一次“干预外事”。

1969年，吴晗夫妇先后不幸去世了，两个人去世的时间前后只隔6个月！他们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，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，真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，言之令人泣下！

吴晗和袁震在恋爱、婚姻上表现的高尚情操，代表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。古往今来，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万代传颂的忠贞爱情故事！吴晗、袁震夫妇与前人相比，不但毫无逊色，而且还闪耀着前人所没有的共同为共严生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