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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圣陶-做了父亲
类别:家训经典 作者:

叶圣陶(1894—1988),又名叶绍钧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教育象。江苏苏州人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曾当过教员和编辑。1949 年后,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,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,短篇小说《多收了三五斗》、《隔膜》等,主要作品收入多卷本《叶圣陶集》。

做了父亲

假若至今还没儿女,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样,感着人生的缺憾,心头总是有这么一桩失望牵索着的?

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;一些人没儿女感着缺感,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他们分所应得,应得而不得,失望是当然;也许有人说没儿女便是没有给社会尽力,对于种族的绵延不曾负责任,那是颇堂皇冠冕的话,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,查问到根柢,还是个不得所应得的不满足之感而已;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,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,所以说不至于。

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,这个设想无从证实。在有了儿女的今日,设想没有儿女,自觉可以不感缺憾;倘今日真个还没儿女,也许会感到非常的寂寞,非常的惆怅吧,这是说不定的。

教育是专家的事业,这句话近来几成口号,但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。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。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,大概走两条路:一是尽许多不需要的心,结果是“非徒无益,而又害之”;一是结与一个“无所有”,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充实些什么的,却并没有把该充实的充实进去。

自家反省,非意识地走着的是后面的一条,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,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,于没法对付时,便“爹爹,你看某某!”这样喊出来;有时被引动了感情,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情也有;但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,说着“你不那样,我也不这样了”的话,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,重复和好了吧。这中间,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。

不自命为“名父”的,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。

自家就没有甚么把握,一切都在学习试练之中,怎么能给后一代人豫先把立身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他们呢?

学校,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甚么了不起的关系的。学一些符号,懂得一些常识,交几多朋友,度几多岁月,如是而已。

以前曾经担过忧虑,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,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,以为像模像样的小学太少了,儿女达到入学年龄时将无处可送。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,学校也不见得特别好,但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。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,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,所以须保藏在装着热汽管的玻璃花房里。特别珍贵么,除了有些国家的贵胄华族以外,谁也不肯给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。特别柔弱么,那又是心所不甘的,要抵挡得风雨,经历得霜雪,这才欢喜。——我现在作这样想,自笑以前的优虑殊无谓。

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,连小学都不得进的也很多,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;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?——这样想时,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。

我这方面既给与一个“无所有”,学校方面又没甚么了不起的关系,这就拦到了角隅里,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,用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。这里所谓环境,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,一饮一啄,一猫一狗,父母教师,街市田野,都在里头。

父亲真欲帮助儿女,仅有一途,就是诱导他们。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。若去请教专家的教育者,当然,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,但要义恐怕也不外乎此。

可是,怎样诱导呢?我就茫然了。虽然知道应该往那一方向走,但没有走去的实力,只得站住在这里,搓着空空的一双手,与不曾知道方向的并役有两样。我很明白,对儿女最抱歉的就在这一点。将来送不送他们迸大学倒没有关系。因为适宜的诱导是在他们生命的机械里加燃料,而送进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、地位,以便剥削别人而已(有人说振兴大学教育可以救国,不知如何,我总不甚相信,却往往想到这样不体面的结论上去)。

他们应付环境不得其当甚至应付不了时,定将怅然自失,心里想,如果父亲早给与点帮助,或者不至于这样无所措吧;这种归咎,我不想躲避,也是不能躲避的。

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。

一语而已,希望他们胜似我。

所谓人间所谓社会虽然很广漠,总直觉地希望它有进步。而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。如果后代无异前代,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没有前进,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,已属不妙。或者更甚一点,竟然“一代不如一代”,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!凭这么想,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。爬上西湖葛岭那样的山便会气喘,提十斤左右重的东西行一二里路便会臂酸好几天,我这种身体完全不行的。我希望他们有强壮的身体。

人家问一句话一时会答不出来,事故当前会十分茫然,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,我这种心灵完全不行的。我希望他们有明澈的心灵。

讲到职业,现在做的是笔墨的事情,要说那干系之大,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,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。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,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?没有!自家却使用了人家所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,岂不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?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供掩饰丑脸,聊自解嘲而已,别无意义。这样想时,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。我希望他们不同我一样:至少要能够站在人前宣告道,“用了我们的劳力,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,这里就是!”其时手里拿的是布匹米麦之类;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成为玄学家,也希望他同时铸成一些齿轮或螺丝钉。

一九三○年十一月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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