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期, 宋在汴京失陷南逃定都临安后不久, 政界中主战论与主和论尖锐对立, 而中原地区已委之于异民族．许多人成为被逐出故乡的流亡之身的现实, 唤醒了人们心胸中激烈的悲愤之情与民族意识．因此, 不久后, 绝响已久的豪放词派再兴的机运产生了．

　　其中最重要的词人是辛弃疾, 他生长于金统治下的山东, 加入了反抗压迫政权的义军而战斗, 后来返归南宋．他性格刚毅而富于文武之才, 然而因是个彻底的主战论者, 故而遭到主和派的憎厌而不遇．

　　他的词作, 寄托有备尝殆尽的亡国之痛, 与收复中原的悲壮心愿, 而极尽激烈豪放．然而作为其支柱的仍是纤细而敏锐的感受性, 那种调子具有另一种意味的潇洒而典雅的风格．他也作了不少写景咏物的优秀作品, 而同样尤多假借风物以述忧世之志与人生议论之作, 还时时表现出近于散文的手法, 也因此被评为｀苏轼以诗为词, 辛弃疾以论为词＇．

　　取其号被称为稼轩体, 而成为豪放派典范的那种词风, 可以说更大地扩展了由苏轼取得新开展的词之领域, 然而其反面, 又不可否认, 词的特色因此而变得淡薄了．无论如何, 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领袖, 是代表南宋的大词人．

　　这一时期与辛弃疾共同被列为豪放派的有张孝祥、朱敦儒、陆游等．其中张孝祥英年谢世, 然而其歌咏收复中原热情纯粹的慷慨之作品尤多．朱敦儒较辛弃疾年辈略先, 被金兵追逐而南逃．他年青时词多柔婉, 在身历目睹国难的中年以后, 转而歌咏忧国心情, 然而不如辛弃疾激烈, 总的看来较沉郁．特别是在为政情所苦的晚年, 于平淡之中带有虚无的意味．

　　陆游作为诗人是宋代的代表作家, 作为强硬的主战论者, 其词也满溢着激情, 晚年时同样表现出闲淡的词境．

　　绍兴十一年 (１１４１) 经高宗与宰相秦桧之手, 对金和约签订了．一度的和平一旦被保住, 富饶的江南地区之经济就进展了, 主战论的热情被束之高阁, 民心向往奢侈与享乐．在这种风气中, 继承周邦彦传统的婉约派又表现出兴盛的活动．相对于豪放派重视述志之词, 结果使词与乐曲逐渐分离, 他们在表现上争艳斗丽, 在音律上悉心钻研, 代表南宋前期这种倾向的是姜夔与史达祖．

　　姜夔未能登进士第, 一生无官而游于江南, 在各地得到资助而度过一生．他虽然晚年也有唱和辛弃疾之词, 不无忧国之调, 然而他的本领仍然是吟咏艳情风物的唯美之作．较之贺铸、周邦彦, 他用典较少, 以自创新意之修辞为支点的高格调, 被视为有｀清空＇之趣．特别可注意的是, 姜夔多自度曲, 在词旁注记乐谱的作品, 在其词集中出现１７ 首, １７ 首作品, 成了今日为复原当时的曲调所存的, 唯一的贵重手稿．

　　后期, 所谓｀文人墨客＇, 宦途无成, 而凭其诗文书画等艺术才能游历各地度过一生之风气, 在姜夔之后愈益兴盛, 这成为南宋中叶后一种社会现象．

　　为这种阶层之出现带来可能的, 不言而喻, 是成熟的文化以及支撑它的丰饶的经济能力, 然而不管怎样, 在那样的文人墨客中, 虽然其优秀的一部分, 以无官之身而同时兼为风流名士, 能保持恰如其分的社会地位；然而另一方面, 渐近于帮闲与游艺者的, 也为数不少．于是在这类文人们的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出卖品的艺术技能中, 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．以词为职业的专门词人多有产生, 他们成为南宋后期词的承担者．

　　这类专门词人的特征是几乎都有唯美倾向, 工于音律修辞而极尽精致, 这种倾向在前此的姜夔、史达祖身上已能窥见．豪放派的词至辛弃疾, 愈益失去其相对于诗的特异性, 可说仅仅采用词的形式, 而前述倾向, 与之相对而有一种再度追求词的独自境界, 使之鲜明的冲动．同时, 由于把词作为专门的商品, 又有了增大其稀少价值的动机．

　　达到这一风潮顶点的是吴文英, 他也是位经常往来于苏、杭之间, 同时而成为各地权要之门客的游士, 晚年的情况不很清楚．吴文英也多自度曲, 成为其词风基调的, 是一种沉郁的柔情．然而其想象、表现、造句, 均极尽华丽而曲折, 同时又使他的词变得极其晦涩．词至吴文英, 可说是极尽其象征性之能事．然而同时也愈益特殊化, 成为脱离一般人的东西．

　　这一时期属于豪放派的词人, 仅可举出刘克庄之名, 而其风格不出辛弃疾之流亚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