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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春秋》三传-其言简而要,其事洋而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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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言简而要,其事洋而博

由于《春秋》言辞隐晦,表述过于简约,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。为了更好地表现《春秋》经文的内容大义,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,以补原书之不足。据《汉书·文艺志》记载,汉代传注《春秋》的有5传。后来《邹氏传》11卷,《夹氏传》11卷亡佚,只有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流传至今,被称为《春秋》三传。

《左传》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,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,叙述《春秋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。起于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,终于鲁悼公四年(前464年),比《春秋》多出17年。

若按叙事时间论,则到鲁悼公十四年(公元前454年)为止,下限比《春秋》多27年。所记鲁国君主也比《春秋》多1位,为13位。文字增加更多,共计约18余万字,内容大大丰富了。

《左传》与《春秋》相比,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,或经文有而传文缺,或传文有而经文无。故后人认为《左传》虽因《春秋》而作,但在编年体例上比《春秋》完备,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《春秋》,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,所以称其为《左氏春秋》。

《左传》补充并丰富了《春秋》的内容,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,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;不但记政治大事,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;一改《春秋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,代之以有系统、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;不但记春秋时史实,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。这就大大提高了《左传》的史料价值。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:齐楚召陵(郾城)之役(鲁僖公四年)、晋楚城濮(濮县)之役(鲁僖公二十八年)、秦晋濮(陕县)之役(鲁僖公三十三年)、楚晋邲(郑县)之役(鲁宣公十二年)、齐晋鄢陵之役(鲁成公十六年)等等,《左传》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,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料。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,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。因此,《左传》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。《左传》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唐时孔颖达作《春秋左传正义》,陆德明撰《经典释文》,均采用杜注。1977年人民出版社根据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内附陆氏《经典释文》的有关注文,改名为《春秋左传集解》出版,此为目前最好注本。

《公羊传》又称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公羊春秋》,儒家经典之一。上起鲁隐公元年,止于鲁哀公十四年,与《春秋》起讫时间相同。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,战国时齐人公羊高。

起初只是口说流传,西汉景帝时,传至玄孙公羊寿,由公羊寿与胡母生(子都)一起将《春秋公羊传》著于竹帛。《公羊传》有东汉何休撰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、唐朝徐彦作《公羊传疏》、清朝陈立撰《公羊义疏》。

《谷梁传》亦称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谷梁春秋》,为儒家经典之一。起于鲁隐公元年,终于鲁哀公十四年。体裁与《公羊传》相似。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,战国时鲁人谷梁赤(赤或作喜、嘉、俶、寘)。起初也为口头传授,至西汉时才成书。晋人范宁撰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,唐朝杨士勋作《春秋谷梁传疏》,清朝钟文烝所撰《谷梁补注》为清代学者注解《谷梁传》的较好注本。

《公羊传》与《谷梁传》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,二者都重视阐释《春秋》之大义或宗旨,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,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《左传》。从经学的角度看,二者则各有所侧重。《公羊传》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、大义灭亲,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,为强化中央专治集权和大一统服务。《公羊传》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,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,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。它也是研究战国、秦、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。《谷梁传》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: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,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,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,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。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《春秋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,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,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。《左传》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;《谷梁传》和《公羊传》在唐代被定为小经,在宋代被定为中经。三传与《春秋》合刊,均被列入十三经中。

《春秋》与三传文字洗练,记事简洁明了,遣词井然有序,对后世文学家、史学家影响颇大。尤其是《左传》,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称赞说:其言简而要,其事详而博。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。《左传》文字优美生动,在文学性方面较之《春秋》有很大增强,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,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,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、文学名著。司马迁发扬《左传》的传统,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《史记》,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,体裁、手法均深受《左传》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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