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的历史上，特别注重经济发展，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，在秦、汉以上，突出的只有两个半人物。第一是姜太公吕尚治齐，开发渔盐之利，建立了当时滨海落后的齐国，后来的子孙，才得以富国强兵，称霸中原，经春秋、战国，直到秦、汉时期，约七八百年而不衰。第二是管仲治齐，也是先由发展经济着手，然后才能做到“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”的霸主局面。另外半个，就是范蠡师法“计然子”的一部分学术，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耻，然后自己飘然隐遁，变更姓名为“陶朱公”，三聚三散，用致富来“玩世不恭”。

至于读儒书而搞财经失败的，倒有东汉时期的王莽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。首先著作与经济、财政、赋税有关的专论，只有汉宣帝时代桓宽的一部《盐铁论》。但仍然是根据“六经”，不外以儒术为民请命的要旨，并非专就盐铁之利来加以发挥。又有后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》。至于如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、车千秋辈，以商人出身参与财政、经济政策的，历来就不为读书出身的儒家学者所重视，甚至还鄙薄之而不值一谈。其他，如唐代的财经名臣刘晏，也是不齿于“儒林”，实在有欠公允。史载：

晏有精力，多机智。当安史之乱，户口什亡八九，州县多为藩镇所据，朝廷府库耗竭，皆倚办于晏。其用人，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。出纳钱谷，必委之士类。吏惟书符碟，不得轻出一言。凡兴举一事，必须预计使任事者私用无窘，而后责其成功。又以户口滋多，赋税自广。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，为后来言利者所不及。

但终亦以功高，而蒙冤构陷赐死。无论帝王专制时代，或民主时代，古今一例，“谤随名高”，名臣毕竟难为，这也是人群社会必然性的矛盾啊！

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曾子《大学》大论的结语，牵涉到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的经济发展，和财政调配的“义利之辨”，顺便约略提出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。用来做为“义利之辨”的反面感慨之谈而已。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为儒家学说和财经思想做专题讨论，只好到此打住。回转来再讲曾子本身，他一生的言行如一，确实做到了“义利之辨”，毕生清高廉洁自守，不愧于平生学问修养“择善固执”的风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