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“轴心时代”,这个时期的诸子思想文化与古希腊等“轴心文明”相一致,也自觉到人或人性的局限,做出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区分,并确立了自己的理想目标,开始用理智的方法、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和人自身,原创性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学说和人生哲学。他们大多都承认人有求利的欲望。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”；“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。“好利而恶害,是人之所生而有也。”(《荀子·荣辱》)但是,“蕴利生孽”,如果顺着好利恶害的性情,“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”,“唯利所在,无所不倾”,既害了社会又害了自己。这种以贪求物质功利（外物）为人生价值目标的生活方式,荀子称为“役于物”,庄子称为“物于物”,也就是人为物所使役、支配,成为物质功利的精神奴隶,丧失了主体的人格自由。据此,荀子提出了“重己役物”,庄子提出了“物而不物”--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。人应该超越物质功利,主宰和支配物质功利,而不应成为物质功利的奴隶。

荀子说: “志意修则骄富贵,道义重则轻王公,内省而外物轻矣。传曰: ‘君子役物,小人役于物。’此之谓矣。”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“役于物”,指为富贵功利所使役、支配。如此,就必然要丧失主体的独立人格,就必然会趋炎附势,拜倒在王公权贵脚下,唯利是求。在《正名》又说: 去内省而重外物,“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,欲养其性而危其形,欲养其乐而攻其心,欲养其名而乱其行……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”。追名逐利、纵情享乐而反被外物所役。“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,兼万物之利而盛害。”(《荀子·正名》)贪利而役于物,其结果反为利所害。“役物”,就是自觉地驾驭和主宰（不是技术上管理）物质功利。这就要做到心志道,也就是“志意修”、“道义重”、“内省”。心志道,则“心平愉”；心平愉,则欲恶有节,“夫是之谓重己役物”（《荀子·正名》）。“重己役物”,也就是以“道义”为人生志趣,这样就能以义统利,节制物欲,实现对物质功利的超越。荀子的“重己役物”,庄子表述为: “物而不物”或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。

《庄子·在宥》说: “夫有土者,有大物也。有大物者,不可以物。物而不物,故能物物。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。”庄子所说的“大物”是指土地和权力,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大的功利所在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掌握天下、国家的统治者,虽有土地、权力而不可把土地、权力以为利,这样才能不为这些功利所使役、支配,“故能物物”。清宣颖释: “不见有物,则超乎物外,故能主宰乎物也。”（《庄子集解·外篇第十一在宥》）可见,“物物”,也就是荀子说的“役物”。“物而不物,故能物物”,在《庄子·山木》中表述为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,即役物而不役于物,主宰功利而不为功利所奴役。庄子指出,需要明白的是,之所以能达到“物物”的却不是“物”,而是“非物”,也就是“道”。

荀子的“重己役物”与庄子的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,两者尽管各有其特有的哲学前提和人生价值观的思想背景,但都内含着要求超越物质功利的一般意蕴,即人应该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功利追求,求利而不为功利所役,不应成为功利的“心奴”。这是一个包含相当深刻的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的哲学命题。

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表达“超越”思想和“超越”精神的概念、命题有很多,但都没有“重己役物”和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的表述来得更为典型、更为确当。(朱贻庭)